秦代的“法治”和“秦制”的“治吏”的本质是什么:官僚制

秦代的“法治”和“秦制”的“治吏”的本质是什么:官僚制

那么,“秦制”如何“治吏”?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为吏之道》一篇,共51枚竹简,详细记录了对“吏”的行为要求,其中文字既有《礼记》的内容,也有《老子》中的词句,并非纯用“法家”,可见,秦的基层社会伦理并不等同于法家。

法家之言,正如西汉初年的表述,属于“申韩之术”,不过“术”的层面的东西,能够流传发展,必然具备极强的实用性和现实性,所以,看《韩非子·饰邪》讨论君臣关系,也非常有意思: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这种调调,与《为吏之道》中对官吏的劝谕和期待并无二致: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但是,《韩非子·饰邪》又指出:

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也就是说,人臣的“行公义”不是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而取决于“主”是“明”是“乱”,因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算计”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以利益为纽带结合,君主只有保持自己的“明”,才能保证人臣“行公义”。

那么,怎么算“明”呢?就要做到:

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

简单地解释,就是站在自己的“私利”立场上,没有人愿意死,所以要想让臣子按照君主的指挥赴汤蹈火,就要用“法”约束他、驯化他,用奖赏引导他,用严刑压迫他。

必须指出的是,韩非子口中的“法”,实际上是“权术”的一部分,也就是君主操权柄、擅威福的手段,而非“秦制”意义上的“法”,实质上是在“秦法”基础上的一种异化,是一种“帝王术”。

这种“帝王术”因为多比喻、好理解、易传播,所以被诸多人视为“法家”本身,其实,“秦制”的“法”的本质是程序和规范。

上文中所总结“文书分权制”,就是在“程序”和“规范”的层面上,对“吏”的“个人属性”与“职务属性”进行的剥离,也就是保障其职务行为的“无私”。

当然,在逻辑论证和执行思路上,《韩非子》所剖析的“术”与《商君书》中《定分篇》、《境内篇》所展示的“法制”完全合拍。

所以,“治”“有私”的“吏”,最重要的关窍就是让他不得不“无私”,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分权”,这既可以说是秦制的“第一规律”,也可以说是“基础原则”,即帝国内所有“权力节点”,全部以“文书”链接,从而隔绝除君王之外的“权力节点”与下级“权力节点”之间的个人关系,再通过成文律令来规范“文书程序”的完全标准化,进而实现“法治”。

这个“法治”的本质,正是马克思·韦伯所总结的“官僚制”,其具备如下特征:

(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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