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王国维和他的学生们的最后岁月

文史 | 王国维和他的学生们的最后岁月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了他既辉煌又落寞的一生。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标志人物,他的死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当各界纷纷哀悼王国维的时候,他的学生成了最哀伤而又被忽视的一群。数十载后,当年默默无闻的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然而,细心审视这段历史,或许会有惊奇的发现: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已经暗示了弟子们未来的命运。

最后的午餐

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午宴在工字厅举行。对王国维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而又略带感伤的日子——宴会话别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学生留校继续研究,其他人则将各奔前程,相守一两载的师生自此远隔天涯。

第一届学生姚名达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对这场宴会的诸多细节也观察得最为仔细。宴会定在正午举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悉数到场,师生们欢聚一堂。

午宴一共四席,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然而,细心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也就没人察觉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姚名达的一丝疑惑也很快被欢乐的气氛冲淡了。

事实上,王国维也并非一味的沉默不语。据第二届学生刘节的回忆,席间,师生偶尔言及蒙古史,王国维一改沉默故态,侃侃而谈,甚是欢畅。言谈之雍容淡雅,给在座学生留下了极深刻之印象。(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宴会行将结束,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然而,第二届学生卫聚贤在回忆中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几天前师生二人曾谈起过避居山西的话题,王国维问道:“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王国维点了点头,随即又陷入了沉默。

散席后,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师生们一一作别,随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

此时,姚名达与第二届学生朱右白、冯国瑞三人游朗润园,归来时路过清华园西院。朱右白忽然问道:“静安先生家住哪里?我还没去过。”姚名达说:“在西院18号,走,领你去。”于是,三人来到王宅。但此时王国维却不在。问侍者,答复说:“也许在南院陈先生家。”遂打电话到陈寅恪家中,他果然在那里,并说马上就回来。回到家,王国维同三个学生谈得很是高兴。天近黄昏,见王家已备好晚餐,三人才起身告辞。王国维也如平常一样,将弟子们送至庭中。(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几个学生也来到王国维家,问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王国维谈得很有兴味,但谈话涉及到时局,他就神色黯然。当说到湘鄂两位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之事时,王国维更显出极度悲哀之态,且流露出欲避乱移居之意。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为谢国桢及其友人题写了扇面。为谢国桢所题内容是唐末韩偓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

王国维的夫人回忆,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但谁也想不到,谢国桢等人夜访王宅竟成了师生之永绝。

王国维

丧师之痛

6月2日晨起,妻子照常为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没有丝毫异样。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其间除办理公务,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随后,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钱的纸币。随后,王国维很快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学校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王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径直走向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其时大约在上午11时左右。

差不多同一时间,第二届学生陆侃如邀卫聚贤一同前往王国维的办公室,想请王国维为某个朋友题签。此时,写字桌上放着半杯茶,王国维留下的烟雾尚未散尽,仍在办公室里袅袅地飘着。二人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于是坐下来等,却不见老师回来。等到十二点钟,听差过来锁门,便以为王国维已经回家吃中饭去了。二人退出办公室,陆侃如决定下午进城,便委托卫聚贤去求题签。

午饭后,卫聚贤继续在办公室等候。此时,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卫聚贤与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感觉不妙,马上跑到大门口,问号房是否见到了王国维。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二人立刻雇车向西追去。到了颐和园东门口,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得园内,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卫聚贤伸手往嘴上一碰,早已没气了。

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七时才传到清华大学。

这天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由于平时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活动,王国维未能到会,也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校长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刘节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清华园内,姚名达吃过晚饭后,在圆明园西院附近巧遇王师母及子女,彼此“且行且谈,未有遽色”。然而,回到清华宿舍后惊闻王国维已自沉昆明湖,姚名达双膝跪地,连呼“嗳哟”,悲痛之情不可言状。此时,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很快便齐聚于校门口,准备前往颐和园探视。8时许,由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直奔颐和园。

此时天色已晚,颐和园早已大门紧闭。学生们争相叩门,向守卫说明来意,但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戒严的士兵不许师生入内。学生们已然愤怒,姚名达更是高声责骂,守卫依然不允,相持不下。几经交涉,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学生们只能“衔哀先返”。当夜,学生们燃烛聚于讲堂,由姚名达牵头成立了王国维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

6月3日晨,学生们匆匆用餐,复由学校组织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仅覆盖一张破旧的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众弟子入院后,直奔鱼藻轩,移开草席,见恩师遗容之惨相,莫不放声大哭。

由于王国维遗体未经检察官检验,不能装殓。时值初夏热气腾腾,正午时分突然间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师生们担忧暑热加速尸体腐败,急切盼望检察官前来。“迟之复迟之”,直到日头偏西,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检验尸首,并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四元四角钱。(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7时,遗体移出园外,于后门老屋梳洗入殓。9时,众弟子扶棂缓行至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四天后,清华同人公祭王国维于刚秉寺。7月17日,按王国维遗嘱,下葬于清华东二里之七间房。时值暑假,弟子多回乡里,唯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和刘节(柏生)等往送。9月20日,新学年伊始,梁启超率研究院新旧学生拜祭于王国维墓前,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王国维死后,众弟子哀恸之情不可自已。

走出清华门

王国维死后,各界震动,人们纷纷解读其死因。盛极一时的主要是“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以及“殉道说”。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因并不复杂。早在他自沉后不足半月,梁启超在写给长女令娴的信(6月15日)中,即对王国维之死有所分析。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致梁令娴书》)

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们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18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终以一死,逃避了叶德辉式的悲惨命运。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但是,国学研究院极具创造性地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

在世人看来,至死不肯剪辫子的王国维似乎是一个泥古不化的老古董。但事实上,他青年时代就留学日本,并且率先将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转型。王国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西学训练,曾经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不仅王国维,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其他几位导师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包括讲师李济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王国维虽然死了,但他的治学方法和道德人品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把复兴国学的使命留给了他们。

送完恩师最后一程,王力终于有时间为自己打算了。早在毕业前夕,王力就已经决定结束在清华的学业。然而,身处时局动荡的中国,他竟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去处。王力主攻的是语言学,而赵元任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于是,王力特地到赵元任家中,征求意见。赵元任建议他到巴黎留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语言学方面的东西。王力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决定去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

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为此,王力请了一位白俄老师,开始恶补法语。一个多月训练下来,他却只学会了发音。

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难题,王力此去法国完全是自费,而当时他连去巴黎的路费都没有。不过幸运的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乡愿意借给他40英镑作为路费。于是,王力拜别恩师,取道上海,登上了开往印尼的邮轮。在印尼,王力见到了在外经商的父亲。父亲支持王力去巴黎深造,但手头却没有钱。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同在印尼的博白同乡伸出了援手,合力为王力捐了一笔钱。王力这才离开印尼,前往万里之遥的法国巴黎。

在巴黎,王力刻苦攻读西方语言学,并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王力是广西博白人,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的地方方言。于是,他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博白方言。1931年,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言实验录》顺利通过,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夏天,王力学成归国,再次回到清华园受聘于中文系。

与王力一样,周传儒、陆侃如、蓝文徵、杨鸿烈、姜亮夫等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也相继出国留学。然而,能够出国的毕竟是少数,为数更多的同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大中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始了教学或研究工作。

早在王力入学之前,由于家庭的牵累,第一届毕业生高亨就不得不回到家乡,供职于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家境不好,弟妹众多,为了养家糊口,高亨不得不同时在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兼职教员。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国文科教授,收入大为提高,高亨才略有闲暇,开始古代文献的考释研究。

王国维死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顿时减半。自此,清华国学研究院一蹶不振,第三届仅招新生11人,第四届更是缩减为3人。1929年,国学研究院正式停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届,共招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

尽管条件各不相同,清华国学院的毕业生们大多都坚守既定的学术道路,并且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学术成果。

《人间词话》

战乱中的坚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亨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成为王国维众弟子中,第一个遭国破家亡命运的人。

此后,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原沦陷,高亨也随之不断迁徙,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然而,1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非但没有使高亨对自己的祖国绝望,反而激发起他整理国故、传承文化的强烈愿望。在这15年中,高亨潜心钻研先秦著作,相继完成《墨子新笺》(1936)、《老子正诂》(1941)、《周易古经今注》(1940)、《墨经校诠》(1944)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先秦哲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晚高亨一届的姜亮夫也完成了中国敦煌史料的奠基工作。1935年,姜亮夫自费去法国留学。他本来打算去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看到敦煌的珍宝在欧洲展览,欧洲学者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时,民族自尊心大受刺激,与同伴王重民、向达商议一起来搞敦煌学研究。为此,他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专心致力于敦煌史料的搜集工作。

抄写工作非常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

拍照工作不那么费力,但需要花钱。当时博物馆规定,每拍一张照片需要14个法郎。为了节省经费,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最后,他们一共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

“卢沟桥事变”前三天,姜亮夫取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途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惨遭日寇杀害。幸运的是,他们的资料是通过邮政寄回中国的,最终顺利运到了国内。姜亮夫、王重民和向达就从这批资料开始,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

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

1942年7月7日,姚名达在江西抗日前线不幸牺牲,是为抗日捐躯的第一位大学教授。1944年2月23日,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其昌在乐山病逝。

姚名达与吴其昌同为清华研究院首批学生,在清华研修时间亦最久,是同学中公认的两大才子。二人又都极富爱国热忱,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赤手空拳与日军博斗,最终壮烈殉国。而吴其昌则绝食于中山陵前,但求政府抗日,临死仍抱病讲课,终“尽瘁于讲坛”。二人爱国之热忱,赴死之果决,怎么看都像是烙上了先师王国维的印记。这或许与清华研究院采取旧书院体制,师生共同生活,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与王国维一样,弟子刘节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学者。抗战期间,几经辗转,刘节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传来岳父钱稻孙接受日本委任出任伪北大校长的消息。刘节深以为耻,立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决意“卖文疗饥,茹苦明志”。滞居重庆时,幸得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刘节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

尽管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但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第三届学生蓝文徵非常自豪地回忆说:“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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